前些天，一组“老外美女西湖救人”的画面，不仅感动了杭州，而且感动了我们。这个当时悄悄离去、后来被偶然认出的老外美女，是乌拉圭人玛丽亚，因其义举，又有了“西湖女侠”的雅号。杭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日前决定，给玛丽亚颁发“见义勇为奖”，并参照以往基金会对中国公民类似见义勇为行为发放奖金的标准，奖励其人民币3000元。这是杭州第一次将“见义勇为奖”颁发给一位外国友人。
 

　　这个奖绝对应该颁发，为此，杭州市很是动了番脑筋。因为荣誉证书的名目本来是“杭州市见义勇为积极分子”，而玛丽亚不是杭州人，加个“杭州市”不太合适;“积极分子”又是中国特色的词语，玛丽亚不一定能理解，翻译成英文也不一定完美，所以见义勇为基金会经过反复斟酌，干脆就叫“见义勇为奖”。事情至此，堪称皆大欢喜。然欢喜之余，玛丽亚的一番话至少有两点值得我们反思和回味，因为对照起来，在某种程度上有点令我们自惭形秽。
 

　　一个是我们本土见义勇为的英雄虽然也不乏见，比如广州新近就有跳珠江救人的牛作涛烈士，但“围观”者可能还是主流。上周六晚上，笔者看了白岩松主持的央视新闻频道《新闻周刊》，了解到不少纸媒之外的信息。玛丽亚跳进西湖救人之时，岸上并不是只有她自己，但“人们(国人)都在拍”，当她意识到“必须要有人做点什么了”，自己“又讲不了中文，没办法呼喊”，便果敢地跳了下去;而“当我带着她从湖里出来的时候，我看到有七八个相机在拍照，我开始用英语大叫起来，说你们在做什么，她快死了，你们只想着拍照片。我很生气，请走开，这不是时装秀”。她说：“有一个拍照片的，他拿着一个大相机，他过来，安抚那个女人，跟她说话，他是唯一的一个，唯一的一个。每个人都在好奇地看，仅此而已。”这就是说，落水者遇险时遭遇的主要是“围观”，上岸之后还是如此。
 

　　再一个是玛丽亚对待义举的态度。玛丽亚的杭州之行，是一次普通的旅游观光，此前她曾经在上海居住过将近一年的时间，她说自己非常喜欢中国文化，再次来到中国，一方面是希望更多了解这里，另一方面还想找一份工作留在中国。义举产生轰动后，很多外企都纷纷主动找上门来想为她提供一份工作，但却都被玛丽亚婉言谢绝了。她说她“是很想留在中国生活”，但“不希望因为我跳进西湖救人这件事，让我变得特殊，让大家都来优待我”。刚开始，玛丽亚甚至不肯收下3000元奖金。她反复地问：“这笔钱我能收吗?如果我收下，合适吗?”直到乌拉圭东岸共和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的工作人员跟玛丽亚说，这是杭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对你见义勇为行为的肯定，荣誉证书和奖金都是杭州的一份心意，应该收下。玛丽亚这才答应。在她看来，自己“只是做了一件任何人都会做的事。谁看到，都会这么做的”。那么，“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毛主席当年纪念白求恩大夫的一段话放到这里就再合适不过了。
 

　　毫无利己的动机，当“见义”之时，“勇为”才成为一种很自然的举动。在“小悦悦事件”中，我们用良知的解剖刀刮骨了一回，在许多方面都该如此或曰必须如此。刮一刮，就不会因为某个领域推出了一两个榜样模范而沉浸在沾沾自喜的自我陶醉当中。